有关匾额变砧板的传闻,坊间有各种版本,但据同德书报社92岁老社员吴少强回忆,日军攻占新加坡时,当时一名姓葛的社员把匾额取下来,却又不敢拿回家,怕连累家人。
为了保护匾额,在巴刹当猪肉贩的葛社员灵机一动,把匾额拿到菜市场,反过来当切肉砧板,以此作为掩护。日军投降后,他马上把匾额送回同德书报社。
新加坡书法家邱程光认为牌匾上所题的“同德书报社”书体,并非出自孙中山先生之手。他说这是张裕钊的魏碑书体,其最大特色就是外方内圆,当时曾被康有为誉为“千年以来无与比”的晚清代书法大家;其书风在清末民初曾经风靡一时,并影响了日本书坛,形成关东一支重要流派。孙中山并非真正书法家,但其书法因得力于颜真卿、苏东坡及北碑,再加上自己的悟性,干大事业之气魄,加上身份特殊,所以腕底下每每能出现大手笔;这块匾很可能是由一位对“张体”书法造诣颇高的书家代题的。
书法家薛振传提供一张比较近距离拍摄的旧照片,地点是现在的广东民路(Cantonment Road)53号。当时他便觉得这块匾应该是由他人代笔的。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的一位宋先生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
在亚米年街51号德匾额 |
广东民路53号现址的匾额 |
广东民路53号现址的匾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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